迟子建：白雪中的火焰

迟子建至今不用微信，手机只能接打电话，发送短信。她出生于北极村，至今仍然居住在哈尔滨，而不是热闹的北京，但她并非避世，她只是愿意用另一种方式投入人间烟火，在冰冷的东北书写人性中的冷峻与热烈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隗延章

“先看揭幕战，回头再聊。预言猫说沙特赢，看看俄罗斯果真会吃败仗吗？”6月14日，记者发去约访邮件以后，迟子建这样回复。她是一个球迷，世界杯期间，为了弥补熬夜的疲惫，她不外出，不写作，一心看球。

平日里，迟子建作息规律。早晨七八点钟起床，晚上11点前入睡。写作之外，她喜欢下厨，常去烟火气十足的街巷闲逛，尤其是夜市。睡前，迟子建主要思考两件事：明天做什么菜，以及手头的小说接下来的情节如何发展。

去年，哈尔滨能够看到夏候鸟的时节，每日睡前，迟子建开始在头脑中构思小说《候鸟的勇敢》。

候鸟的勇敢

那时，她住在位于哈尔滨群力新区新买的房子里。她喜欢亲近大自然的居住环境。这个住所，符合她的偏爱：窗外是江水和翠绿的外滩公园。白天，她习惯在客厅的餐台上，用笔记本电脑写作。有时，她抬起头，会见到窗外有鸟飞过。

窗内，迟子建笔下的金瓮河候鸟自然保护区，鸟也在飞翔。其中最特别的是一对东方白鹳。迟子建丈夫去世前一年的夏天，有一次，他们在河边散步，见到草丛中出现一只从未见过的大鸟，“白身黑翅，细腿伶仃，脚掌鲜艳，像一团流浪的云，也像一个幽灵”。

丈夫去世后，迟子建对母亲提起这只鸟。母亲说，她在此地生活了大半辈子，从未见过这种鸟，那鸟出现后，你成了一个人，可见不是吉祥鸟。可在迟子建眼里，“它的去向如此灿烂，并非不吉”。她忘不了这只鸟，查阅资料得知是东方白鹳，数年以后，这只鸟飞入了她的小说。

迟子建最初的设计中，这对东方白鹳是失败的命运。但在收尾时，她给其中的一只白鹳，安排了一次“折返”，也就是搭救它的爱人，虽然最终它们还是殒命于暴风雪，“却因为有了那一次的‘折返’，自然鸟类的柔情和悲情，更为打动人”。

作家阿来说，“我喜欢迟子建的小说，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她的小说里面有自然，中国不少小说里只有人跟人的关系，看不到自然界”。他评价，《候鸟的勇敢》这本小说的结构就像一首交响曲，拥有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等多层结构。

在《候鸟的勇敢》中，除了代表自然界的金瓮河自然保护区，更大的背景是瓦城。无论是远离城市的金瓮河自然保护站，还是附近的尼姑庵“娘娘庙”，都非远离俗世的净土，它们受到瓦城的权力的支配：保护站的管理方是瓦城营林局，站长周铁牙为了经费，盗猎野鸭送给领导；即将退休的营林局局长，将保护站当成他的度假村；尼姑庵修建的原因是瓦城的政府部门为了带动旅游。

一些细节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周铁牙的外甥女在瓦城林业局任副局长，每年周铁牙都给她送野鸭。小说中的这一年，他去送野鸭时，罗玫的母亲对他说，“现在不比从前，做官要处处谨慎了。”这让人想起，近年席卷中国的反腐风暴。

迟子建眼里，瓦城权力对人的异化，是整个中国现实的缩影，东北则更为严重，“改革开放后，它的经济明显落后于南方发达省份，人们还没有自觉把自己推上市场和潮流的强烈意识，在旋涡中打转，权力似乎就成了一些人的救命稻草。”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这座被权力异化的虚构之城，智力有问题的张黑脸和德秀师父的爱情，成为了超越世俗的存在，但宗教又是笼罩在他们头上的无形枷锁。两人交欢以后，觉得自己犯下了罪孽，承受长久的心灵煎熬：张黑脸一到雷雨天，便穿戴整齐，坐在院子里，等待雷劈。德秀师父每日醒来，都会将被子在阳光下抖动，她觉得不洁的自己，让它们沾染了灰尘。

在写作爱情中的德秀师父时，迟子建对“禅杖”的处理很花心思。最初，德秀师父下山时，手中会拿着一根禅杖。而在她与张黑脸相恋以后，迟子建揣测德秀师父最终还俗的可能性更大，设置了这样一个情节：下雪模糊了视线，德秀师父没有望见管护站的炊烟，以为张黑脸受到惩罚，已经下世，所以想排开一切险阻，过来最后看一眼张黑脸。因为心急，路上摔了一跤，她把禅杖跌到山下去了，也没顾上捡回。

故事的结尾，两人山里拾柴，看见殒命于暴风雪中的东方白鹳，他们埋葬了东方白鹳，却迷失于风雪，找不到归途。迟子建说，如果在30年前，她可能会让张黑脸和德秀师父拥有一场世俗的婚礼。如今，生活经验告诉她：命运无常。最终，她为两人的未来，设计了一个没有指向的开放式结局。

北极村女孩

现在，迟子建依然不用微信，她使用的老式翻盖手机，只能收发短信和接打电话。她并不担心这会影响一位作家对时代的把握，“作家了解时代，更多地应该用自己的脚去丈量，而不是资讯。”迟子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她偶尔会看“迟子建”百度贴吧，一些粉丝的行为让她感动：2015年，60位粉丝接力，手抄了一本20万字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装订成书送给她。另一年，她过生日时，全国各地的粉丝们，手持《群山之巅》，为她拍摄祝福视频。

迟子建的粉丝们自称“灯迷”，这源于迟子建的乳名。1964年的元宵黄昏，迟子建在冰天雪地的北极村出生。那是漠河乡一个不过百户人家的村庄。因为正是元宵节要挂灯的时刻，于是父亲为她起了乳名“迎灯”。

迟子建的父亲迟泽风是县上永安小学的校长，会拉手风琴、小提琴、写毛笔字，爱古典文学，喜欢曹植的《洛神赋》，曹植又名曹子建，父亲为她起名“子建”。但热爱文学的父亲，没能让她的童年有很多书读。她听母亲说，“文革”时很多书被禁，父亲怕书籍惹麻烦，把从哈尔滨千里迢迢带到大兴安岭的小说，用麻袋装上，背到松林，一把火烧了。

北极村大半年都在飘雪。迟子建最初的文学启蒙，来自于烤火时村中老人们讲述的神话故事：年画中的姑娘，从画中走下来，为贫穷的小伙子做饭。无儿无女的老人在种菜时，从倭瓜里蹦出来一个男娃娃……

她第一次自己虚构故事，是在高考前夕。此前，学校里的一位上海女知青教师，在《青春》杂志发表了一篇小说，令身边人艳羡不已，促使了迟子建开始创作。她的这篇小说，是关于一个女孩不堪高考压力自杀的故事，虽然情节幼稚，却让她第一次体验到创作的快乐。

迟子建的高考成绩并不如意，擅长写作的她，却将作文写跑题了，作文只得了5分。最终，她去了大兴安岭师范专科学校的中文系。在这里，业余时间，她都用来系统阅读中外名著，以及写作和投稿。

大学毕业两年以后，她在《人民文学》发表了早年代表作《北极村童话》。这篇小说，她用一个女童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叫做灯子的小女孩，被寄养在姥姥家的故事。

多年以后，已成为知名作家的迟子建形容她的家庭是“清贫，但是充满温情”。唯一让她的童年委屈的记忆，便是《北极村童话》中故事的原型：六岁那年，母亲带着她们姐弟看望姥姥。在姥姥家，母亲说，要把她留在姥姥身边。她愤怒、委屈，将筷子摔在饭桌上抗议。但母亲依然将她留在了那里。

一些此后迟子建作品的风格，在这篇小说中有了雏形，比如细致如油画的景物描写，以及文字间恬淡、忧伤的气息。

对于迟子建来说，写作之初来自家人的鼓励，要比评论家的观点重要。那时，她每次发表小说，都会在家中传阅。《北极村童话》发表以后，迟子建的表妹将小说读给姥姥听。在读的过程中，姥姥间或评论，有时说“这是真的”，有时一撇嘴，“这是编的”。

写作《北极村童话》前后几年，迟子建在做教师，其中一所任教的学校是她读书的大学。那时，郁达夫在教材中所占席位不重要。但她很喜欢郁达夫的文章，在教学时，特意为学生开设了郁达夫专题，“作为教师的我和作为作家的我，最大的一致性是不喜欢照本宣科。”迟子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期间，一件事情对她的人生至关重要：她的父亲在50岁时去世了。那时，她常梦见父亲，在短篇小说《重温草莓》中，写了她梦见父亲的情景。也是从父亲去世以后，她的作品中多次出现怀念父亲的主题。

书写东北

最近几天，正在熬夜观看世界杯的迟子建，在冰箱中塞满食品。她说，她是一个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亏待自己肚子的人。30年前，她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为了改善伙食，会去买新鲜鲢鱼，用电热杯煮着吃。

那时，她的同学莫言、刘震云、洪峰等人已是著名作家，而她尚未有足够分量的代表作，“我的重要作品，都是90年代以后写就的。我取了80年代的文学火种，珍藏在我的文学劈柴中，使它一直燃烧至今。”迟子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91年底，迟子建去日本文化交流，一位白发老人问她，“你是从满洲国回来的吗？”她觉得刺耳，又觉得受到了侮辱。“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已经结束，为什么在中国、日本的老人中烙印这么深？”

回到哈尔滨，她准备《伪满洲国》的写作。这次写作，与她创作《北极村童话》时凭借经验的方式不同，她耗费大量精力收集有关伪满洲国的历史资料，整理关于民俗和生活细节方面的笔记，以求能真实还原当年的味道。

但她筹备了7年，一直没有开始写作，“我知道这是块难啃的骨头，很担心写作会损伤健康。”

直到1998年，34岁的迟子建与黄世君结婚，婚姻带来的幸福和稳定，让她有信心开始写作《伪满洲国》。两年以后，当迟子建创作完毕拿到样书时，送给了丈夫，她在扉页对丈夫写下：把我目前为止最满意的一部作品送给你，它是我的，更是你的！

2002年，迟子建的丈夫黄世君因车祸意外去世。如今，迟子建送给丈夫的《伪满洲国》依然摆在两人故乡的书架上。她每次回乡见到，都会触景生情，有时会想，“我们四年的婚姻，我有两年把时光花在这部书上，现在想来很痛，如果我知道我们的幸福只有四年，我会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他。”迟子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丈夫的去世，让她的生活跌入低谷，也成为了她创作的一道分水岭。如果说迟子建此前的作品是恬淡、忧伤，之后，她的作品中多了苍凉之气。

2005年出版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是迟子建最接近个人伤痛的小说。小说中，刚刚失去丈夫的女主人公，在乌塘目睹了种种不幸之后，突然觉得自己的生活变故是那样微不足道，于是她终于走出了哀伤的牢笼。

也是在这一年，迟子建出版了日后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就像迟子建新作中的“张黑脸”一样，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安草儿”，也是一个“愚痴”的人。迟子建称，喜欢书写这些人，可能与她的童年有关。她童年生活的不足100户的村庄中，有四五个傻子，儿时迟子建会和他们玩耍，觉得他们充满光彩。

作家苏童说，“大多数中国文学的作品在看待现实时采取批判、尖锐、狠毒的方式，我们都知道这种作品容易引起注意和阐述。迟子建最不容易的是一直用美好的、温情的眼光看待人、事、物、世界。”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人信仰萨满教。迟子建前期采访中了解到，过去有的萨满在跳大神的时候能把地上踩出一个大坑。

一次，迟子建在香港浸会大学与学生座谈时谈到这个细节，一位女生质疑她说，“这是一个科学的时代，这些神话都是糊弄人的。”后来，迟子建在文章中回应说，“所有的神话，在‘科学’的手术刀下，都经不起解剖。可是，仅仅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里，人难道不就成了一块蛋白了吗？”

自从上世纪80年代末，迟子建在鲁院作家班毕业，她便长居哈尔滨至今。头10年，迟子建不喜欢这个城市，觉得陌生。生活了10年以后，她开始书写这座城市的过去，陆续写作了《白雪乌鸦》《黄鸡白酒》和《晚安玫瑰》三部以哈尔滨的历史为题材的作品。

现在，距离迟子建写作她的第一篇代表作《北极村童话》已经过去32年了。这32年是东北急剧变化的32年。迟子建说，她并非历史学家，不愿为这种变化寻找突变节点，作为一个小说家，她更看重渐变的部分：那时她在故乡走出家门，就能看见遮天的原始森林，现在只有在深山，才能找到年轮多的大树；那时她依偎在火炉旁听老人们讲鬼神，现在讲鬼神故事的老人都去了另一个世界，霸占电视的是另外版本的神话剧。

(实习生古欣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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