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美国华尔街举足轻重的投资机构雷曼兄弟将年度奖项——“雷曼兄弟优秀金融”研究大奖颁发给了从中国赴美留学的年轻学者何治国。一年之后的2008年，雷曼兄弟受多方因素影响导致投资失利，在谈判收购失败后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

颇为巧合的是，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特聘教授何治国此前在西北大学读博时的学术方向，刚好就是“研究代理人问题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及其影响”。

长久以来，在经济和金融学界，一个重要学术理论的“落地”往往要依托于某个重大的社会“事件”，有着明显的“滞后性”。最典型的就是现代宏观经济学是在经历了20世纪20——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之后，才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相比之下，何治国这一次长达5年、颇具预见性的课题研究无疑是前瞻且“精准”的。一时间，这位刚满而立之年的学者收到了多方关注的目光。人们好奇于他此前的过往，更对他未来的学术人生充满了期待。

因为一篇文献，毅然踏上赴美求学之路

套用网上流传已久的那句“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何治国是因为一篇文献，才“一发不可收拾”地踏上了赴美求学之路。世纪之交，正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读研究生的何治国看到了Fama和French于1992年发表在Journal of Finance的一篇关于三因子模型的文章，带给了他很大的触动：

“那时候Fama还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我就是觉得这个作者非常了不起，能够用简单的方法把一个原本很复杂的金融问题论述得清晰明了。”

何治国用“茅塞顿开”来形容自己读过Fama文章之后的顿悟。也就是从那时起，他萌生了出国读博继续学术道路的想法。接下来，何治国用一年时间完成GRE考试并收到了波士顿大学的offer；赴美两年后又转到西北大学，获得该校金融学博士学位。

客观地讲，何治国和很多传统意义上的在美华人学者既相同、又不同：共同点在于大家对于学术抱有着同样的热忱；不同之处则在于很多华人学者都会选择研究资产定价，但何治国因为对数学和建模比较熟悉，同时又对公司金融非常有兴趣，所以把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金融危机和微观经济结构对彼此的影响”上面。

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学界意识到来自于内部的“风险”才是最可怕的，开始针对机构行为、行业规则、以及政府政策对危机的管控、处理和影响等课题展开了多项研究，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学术热潮。但尽管“后来者”众多，何治国却始终保持着不小的“先发优势”。

在何治国看来，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在2008-09年的联合救市是政府和市场间一次典型的“互动”行为。“中国当然也需要这种互动。但我们并不是说政府越‘强势’越好，或者市场越大越好；而是应该寻求两者间的良性循环、相互成就。”

在芝加哥大学工作了16年之后，何治国转赴斯坦福大学开启了一段全新的征程。在总共产生了100+诺贝尔奖得主、10位菲尔兹奖得主以及4位图灵奖得主的芝大校园里，相信会有很多人这样介绍何治国：

“他曾担任芝大 Fuji Bank and Heller 金融学讲席教授、芝大布斯商学院Fama-Miller 中心主任和芝大贝克尔弗里德曼经济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他获得过Alfred P.Sloan研究奖学金、Smith-Breeden一等奖、Brattle Group一等奖等研究奖项；他的研究成果发表于Econometric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The Journal of Finance等顶级学术期刊；他是一位刻苦、专注且杰出的学者。”

用“看过世界”的宏观视角，去剖析中国经济发展现状

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凸显的当下，中国的国内经济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金融危机”距离我们似乎已不再遥远。为此何治国抛出了一个很新颖的观点：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灰犀牛”，但需要明确的一点是，现阶段的中国经济问题与美国金融危机仍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在他看来，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一场“金融机构之祸”。“当时大家都会通过金融机构去贷款，所以一旦房市衰退，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就会大量缺失，进而引发一系列的问题。”而中国现阶段所谓的“经济危机”在宏观层面上是一个转型问题，跟金融市场的关系并不大，重点还是应该着眼于房地产和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

站在一个有能力“透过美国看中国”的金融学者的角度，何治国为中国这一次的经济转型开出了一个涵盖“信息透明”、“监管透明”、“化债”和“公开市场操作”等关键词的“药方”。他表示早在1998年，中国经济就已经经历过一次重大的转型。“当时的我们能够从阵痛中一步步走出来，这次也一定可以再次做到‘有序稳进’。”

从当年满怀憧憬、一心追求学术理想的有志青年到如今的知名学者，从学生到老师；从芝加哥大学到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再到斯坦福大学商学研究生院，以及数十篇收录于核心期刊的学术论文和各类学术奖项……何治国一直在自我蜕变。而唯一“不变”是他在近20载的学术生涯中，始终保持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度关注与洞察。

何治国此前还曾在芝加哥大学开过一门专门讲中国金融市场、向外国学生介绍中国金融领域发展的MBA课程。他虽然身在国外，却始终有一双“默默望向中国的眼睛”。

近年来，他开始更多聚焦于金融科技、区块链与数字金融资产领域，并洞见了中美两国在数据管理上的显著差异。“美国在数据保护方面会由上层制定一些规则，然后以市场主体为主，以数据为思路。”反观中国，大量零散的数据都沉淀在政府手上。他因此认为，我们的政府需要更加“有作为”，也更加值得人们期待。

在全新的讲台上，做一个有思想的金融讲述者

作为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的金融学特聘教授，何治国和学院之间有着一段长达七年的缘分。可以说，他是学院这些年来从成长到成熟的见证者之一。何治国用“年轻、活力、国际化和专业化”来总结对复旦国金的印象。他尤其认同学院在引进师资方面做出的一系列建设性举措：

“我认为评判一所学校成功与否主要就是看它的‘师’和‘生’。我们学院在师资团队的打造方面是很用心的，这不光有利于学院发展，长远来看对中国经济金融的学术研究也能起到很好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长久以来，包括金融在内的很多领域都存在关于“西学东渐是否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讨论，何治国对此给出的答案很直接：完全照搬肯定不行。他还是以金融危机为例：“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做法大抵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救银行；再通过定向‘撒钱’让市场自己恢复。”但如果换成中国，他则主张开展产业调整、增加产业价值创造，从而推动产业向更先进、更高附加值的方向升级。

不可否认，中国与西方有着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经济学场景，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不存在普遍性的理论根基。何治国肯定“相同”，也接受“不同”；“我们有自己的历史背景、发展模式和社会现状，只要遵从经济学的发展规律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就一定可以讲好一个属于中国的金融经济故事。”

学者对学术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眼下何治国已经有了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尝试“剖析”棚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利用基建引导人口流动会令一些城市的人口净流入增加，进而导致房价整体向上压力。在此过程中衍生出的货币化、包括房票等问题都是非常值得去深度探索的。”

与此同时，何治国也在密切关注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以及离岸人民币和在岸人民币“价格形成机制与美元汇率产生的影响”，但这些课题仅仅是他工作计划的一小部分。作为复旦国金的一份子，何治国最为期待的还是投入到国内波澜壮阔的金融发展建设之中，和学院一起为中国高端金融人才的培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金融是一门“距离”经济很近的学科，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稳定性，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发达程度还直接关乎其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因此，“学好金融、回馈社会”对于国内的金融从业者而言是责任，也是使命。何治国期待和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的金融EMBA项目的学子们一同迎接这场时代的金融大考，他也有信心交出一份让大家满意且足够精彩的答卷。

提灯引路，拾光筑梦。复旦大学金融EMBA项目始终秉持崇高使命，致力于培养洞悉中国金融力量、引领中国经济未来的新商业领袖。项目强大师资阵容兼具深度与广度，发力国际化与实战化，引导精英学子探寻真知灼见，构筑前沿视野，立足于更广阔的人生舞台之上，书写属于个人和时代的精彩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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