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柏邦妮曾说:“电影不是发生在银幕上的那一切，银幕和观众之间发生了什么，那才是电影。”这个说法非常朴素，但却说明了电影是什么，以及电影的玄妙之处，因为，“银幕和观众之间发生了什么”是非常难以揣测的，最近上映的电影《河边的错误》，就非常具体而微地展示了这一点。

《河边的错误》改版自余华的中篇小说，导演是这几年很受关注的魏书钧，主演是朱一龙。小说讲述的是发生在南方小城的一系列杀人案，年轻警察马哲负责破案，最终发现凶手是一个游荡于河边的疯子，疯子无法被惩处，继续游荡河边，马哲只好以自己的方式了结了这件事，而他只有一种方式来脱罪。经过改编后，故事的发生年代，被放在了1995年，几个被害者也都有了自己复杂的故事。最重要的是，马哲、疯子的处境和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们被赋予了全新的任务，整个故事也有了全新的意蕴，和余华的原作，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电影采用胶片拍摄，并且努力还原了1990年代的时代气氛，破败的街巷，关闭的电影院，录音机和磁带、办公室的文件夹、尼龙毛衣、肥裤子、皮夹克，周华健的《花心》，以及小城文学社、诗歌朗诵会，以及诗人和情人的书信往来，都让1990年代再现于银幕上。最重要的是，通过对马哲的集体身份，和集体赋予的荣誉的一再强调，这部电影也再现了1990年代，人们的处境心态。

在改革开放将近二十年后的1995年，人们已经有了自我意识，已经在追求人格独立和人性的丰富，对人的多样性，也已经有了了解，不一样的癖好和性格，也有了存身的弹性空间，但集体的存在，仍然非常庞大，仍然在窥视和规训那些微小的人，不但故事里的边缘人，意识到了这种矛盾，就连马哲，也在破案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了这种存在，进而开始打量自己的存在。

这些观念，在余华的原作中已经有所展现，但并不是故事的最重要主题，原作讨论的是，如何用一种荒谬的方式来对抗荒谬，在这种对抗荒谬的过程中，人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会不会在这种处境里陷落。魏书钧对这种观念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和提升，并且和当下的社会思潮和电影观念做了融合。疯子成为一种更具隐喻感的，毫无来由的存在，像是命运本身，或者死亡本身，不容分说，也没有逻辑，一旦要探查和理解其中的逻辑，就必然走在了通往疯狂的路上。在这种刚性的，但却荒谬的存在之下，不论是小城警察，还是游荡在河边的社会边缘人，作为单个的人，其实都变得极其脆弱。

显然，电影《河边的错误》对电影最重要的，精神性的、观念性的线索和主题，做了长期的、严格的讨论和建设，最终确定了现在的这个主题，并且成功地展现了出来，从影评人的反应来看，大家也get到了其中的意味。但难题就交给了观众，面对这样一个改编自将近四十年前的小说，并且设置了深层观念主题，糅合了现实和梦境，展示了人类内心的疯狂和非理性的电影，观众能理解吗？会有收获吗？会产生化学反应吗？

从票房和评论来看，观众和这部电影，产生了奇妙的关系。当这部电影在戛纳电影节露面后，获得的评论是褒贬不一的，豆瓣热评第一条是“拍电影不能让观众试图理解你”，并且得到了近五千点赞。但在国内正式上映后，余华小说改编、在戛纳展映、朱一龙主演、连环杀人案、九十年代这些点，为电影带来了第一波关注，但当第一波观众抵达影院之后，所有人发现他们面临同一个问题:看不懂。但紧接着，影评人们的解析，又激发了观众们解谜和寻找印证的心态，社交媒体上，随之出现了大量解谜心得，而这又进一步激发了观看的兴趣。《河边的错误》票房迅速过亿。

当然，这一切建立在电影的叙事过硬，技术过硬，观念设置很完整，而且符合当下社会心态，演员演出出色等前提之下，有了这些前提，后面的化学反应，才成为可能，解谜这件事，才能够成立，并且带来观看的乐趣，以及互相印证的乐趣，电影和观众之间，才能真正发生点什么，这部电影，才真正完成。